中国人参的应用历史 甲骨文已记载人参
据考古资料，大约在一百万年以前的黄河流域中。下游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着中国远古人类。在陕西的蓝田。北京的周口店、山西的芮城等地，都发现了古人类的遗址和遗骸。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在这一地区经过十几万年的进化和发展，到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之间，形成了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即到达原始社会的晚期，在黄河中游及其主要支流洛河、渭河。汾河以及黄河下游北部，均是中华文明荟萃的区域。
(一)人参随人类采集业兴起而被发现和利用
仰韶文化以其分布之广大，延续之长久，内涵之丰富，影响之深远，而成为我国新石器文化中的骨干，它展现了我国母系氏族制繁荣阶段的完整历史。
除以考古成果全面论证仰韶文化之外，在历史典籍中记载着远古时代的传说，更为具体地说明我国原始农业和医药形成的过程。传说中的神农氏时代，大体上相当于这个时期。在古籍怕虎通.号》中记载;“古之人皆食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由于禽兽资源不足，猎获困难，难于满足原始人类基本生活的需要，则必须采集天然植物充饥。在此过程中，因食用某种植物而愈疾，或因食用某种植物而中毒，便积累了经验，或吸取了教训，形成了原始的药物知识。因为没有文字，只能口传身授，世袭相沿。关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记述在《淮南子.脩务》之中，谓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这些见于史籍的传说，与仰韶文化母系氏族制的各项事业发展情况相印证。伴随着中华民族文明史，人参在仰韶文化中后期作为药物加以应用，是符合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符合人类认识自然得益于自然的规律的。
(二)甲骨文、金文早已记载人参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应用人参，并最早用文字记载人参的国家。
在我国文字史上，可以辨识的文字以甲骨文为最古老，在商、周时代，把文字刻在龟甲或兽骨之上，是一种相当进步的文字，特称之为甲骨文。又称契文。卜辞、殷墟文字。从《甲骨文合集》中查到刻在甲面的“参”字，如图1一1所示。
图1—1中编号为17600、17601两枚甲片的拓片，载于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第六册2391页(中华书局1979年12月版)，被收于“卜法”之中。
甲骨文始于商殷时代，据今有3500百年以上的历史。这种文字记载的内容，多为占卜时候刻下的卜辞，偶有记事的文字。上述甲片上的“参”字是象形字，具有人参植株地上、地下部位的典型特征，且字形粗大古朴，是甲骨文的早期之作。据此可知，我国在3500年之前已经创造出生动形象的“参”字，并有准确可靠的记载。
在近代问世的甲骨文代表作《殷虚书契前编》七卷二十五页第四片(简称前七.二五.四)上刻有“参”字(图1—2)。此字在徐中舒主编的《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古文字字形》两书中均有收载。
现代大型汉字工具书记载的甲骨文上的“参”字，如图l—3所示。
我国古老文字中还有“金文”，它是铸造或雕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又有“钟鼎文”之称。商代的金文字体与甲骨文相近;西周的金文字体整齐，辞字渐多，内容多属祀典、锡命、征伐、契约等;战国末年，金文字体渐与小篆接近，一般记载督造者、铸工和器名等。金文中的“参”字在《人参研究》上有专门报道(孙文采，1992)，对周早、中、晚金文“参”字有深入的辨析。
在周早的参父乙盉上的“参”字，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象形字，该字为上下结构，中间一横为地平面，其上为人参地上部分的集中表现，茎上着生多个(古以“三”为多数)核果状浆果，这是人参最主要的植物学特征。地平面以下部分是人参的根茎、主根、侧根，即入药部位。自古以来，对人参均认为“如人形者有神”(《名医别录》)，“人参状类人形功魁群草”(《医宗必读》)。该“参”字下部，如同四肢具备的“人”跪在那里。这是人参最形象、最有科学意义的真实记载。
周中舀鼎上的“参”字，其形体与周早父乙盉上的“参”字“母型”相似。该字省去一横，但地上部分的人参茎和果犹存，特殊之处，是人参之前方多了“三撇”，它代表人参主根上生长有多数侧根和须根，即古人以“三”为多数，在此又有体现。周晚盠方彝上的“参”字，与周早父乙盉上的“参”字相似，而周晚克鼎上的“参”字与周中舀鼎上的“参”字相似，都是在保留人参地上部分最大特征的基础上，在字形上发生若干变化。及至战国时代，参字的字形与现代繁体字的“参”相当接近，通用简化的“参”字，也保留着象形字的特征。
象形字不是文字图画，不可能把事物十分逼真地描绘下来。象形文字只能抓住物体正面、侧面或局部，使最主要的特征变为线条勾勒成文字。它只像自然物典型之形，经过反复传习，反复使用，逐渐定型、表达语意，在金文中“参”这一专用词有了十分准确的记录。
至于西汉元帝时代黄门令交游著《急就篇》中载有“参”字，决不是“参”字之始。因为该篇问世是甲骨文中有“参”字记载的千余年之后的事情。日本人今村鈵在《人参史》中和日本多种版本的字典、辞典中记载“参”字始载于《急就篇》的观点是不足取的。尤其《急就篇》是本最为初级的认字读物，大抵按姓名、衣服、饮食、器具等分类，编成韵语，便于习诵，首句有“急就”(速成之意)二字，故以之命为篇名。就其内容、读者对象、编写目的和文体特征而言，《急就篇》是一本学童用书，在探索字源上没有权威性。但是，用以证明在西汉时代，对于人参已人人皆知，即使在启蒙教育中都在传播“参”的知识，此在人参史上具有更高层次的学术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