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参的应用历史 甲骨文已记载人参

(五)唐代是我国应用人参的高峰期

唐代人参的主产区，在“历史上中国人参资源分布”中已详细述及。唐代的人参应用情况，除《新修本草》中有关人参的论述之外，在大量医学著作中记载得更为全面而具体。而且通过学者和学术上的交流，把中国应用人参的巨大成果传到了日本。其间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孙思邈及鉴真大师。

孙思邈(581～682)是唐代著名的医药学家，一生拒绝为官，专攻医事。他学识渊博，精通历史、医学和佛学，植根于民众之中，淡于功名利禄，尽心尽力救危扶困，对唐代医药事业做出卓越贡献，为历史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他高尚的医德和光辉的成就，受到后人无限敬仰，尊称他为“药王”，在其故里陕西省耀县立碑建庙。祭祀拜谒，永久纪念。

他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成书于唐永徽三年(652)，其后，孙氏晚年总结近三十年之经验，补充《备急千金要方》之不足，又撰写了《千金翼方》一书。两书除收集唐及唐以前的医药论述及方药之外，尚有大量孙氏本人的临床经验和在实践中积累的体会。此外还采录了一些印度、高丽的医学资料。

孙氏在组方遣药中，非常注重人参的地位与作用。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没有本草学的内容，对人参无专论;《千金翼方》中虽对人参有专条记载，但其内容基本上是《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二者之融合。令人惊奇的是，孙氏在运用人参组方方面，创造了历史上的新纪录，经统计，《备急千金要方》中有445个方含有人参;在《千金翼方》中，有310个方含有人参。

唐王朝全盛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版图扩大，北界包括贝加尔湖和叶尼塞河上游，西北达里海，东为日本海，历史上特称为“大唐”。其经济和文化交流，遍及欧亚各地。随着唐代文化的传播，中国医药科学也逐渐走向世界。日本以派遣学问增和聘请学者前去讲学的方式，全面学习和接受中国唐代文化。“唐风”在现代的日本仍有相当多的留存。直到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医学一直以汉方医学即中医学为主流。中医中药在日本得以存在和发展，其主要根源植于日本医药学始祖——鉴真大师的伟大业绩之中。

鉴真大师师徒们应日本大使和学问僧邀请，先后六次东渡，舍生忘死，战胜重重磨难和险阻，于754年到达日本。鉴真大师把佛学、医药学。语言学、哲学、史学、数学.、建筑学以及书法知识带到日本，设佛坛传布戒律，与其弟子一道，广泛传授各个方面的学问，对当时的日本文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特别是鉴真大师把中药辨认鉴定、加工炮制、配伍应用、贮藏保管等知识，亲自传授给日本弟子，使日本有了本草学，因而日本医学史记载，鉴真是日本本草学的创始人，是日本之“神农”。鉴真当年在日本弘扬佛法。传授戒律的东大寺，至今还保存和修葺得十分完好，其中有一座日本奈良时代的宝物库;称为“正仓院”，该院收藏的宝贵文物中，有大批中药材。以日本药学界近代著名学者朝比奈泰彦为首，于20世纪50年代组织全日本学术水平较高的药学界人士，对每一种中药材都进行了详细研究，将研究成果辑成专著，于1955年以《正仓院药物》为书名正式出版。与人参关系最为密切的是该书系统记载了“正仓院北编号为第122号”的中药。

用现代科学方法和生药学研究手段，经过精心研究;保存得比较完好的第122号中药;大多数是人参根茎(芦头〕，少数是人参根部(主根)。在《正仓院药物》中记载：根茎呈扭曲状，长10～15cm，直径1～Zcm，外表为黄褐色，有多数地上茎凹痕(芦碗)连续、密集、交替地分布在根茎的周围。在根茎的一凹陷处有麻绳贯穿，这是以绳穿人参进行干燥时留下的痕迹。地上茎残痕(芦碗)有10～12个，其分布有不明显的节段性，有人曾以此为根据，将122号中药定为“竹节人参”，即把地下茎(人参芦头)与竹节人参的根茎混为一谈，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令人遗憾的失误。《正仓院药物》的作者们，彻底纠正了这一错误，将第122号中药特征共列出五项，与竹节人参相比较，证明这味中药是真正的人参，而决不是竹节人参。对人参根，在〈正仓院药物》中是这样记载的：根，呈顺体，长约5cm，直径约1.5～25cm，外表为黄褐色。因遭虫蛀，显海绵状。若是栽培品，可能是生长十五年以上的人参;如是野生者，其生长年限则更久。据此，在《正仓院药物》中，日本学者们明确肯定：第122号中药，是产于唐代的人参，如果把它复原，以现代眼光看，它也是最优秀的人参标本(见图1—5)。这是世界上仅存的历史最为久远的人参实物。我国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关于人参主产区的记载，《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两部巨著中收载大量应用人参的处方，都令人十分信服，唐代在应用人参方面超过了既往的历史水平。此外，还通过鉴真大师，把我国应用人参的成果传播到日本。因而，唐代应用人参处于历史的高峰期。

(六)宋代是我国应用人参的持续期

五代十国的战乱，对经济破坏十分严重。宋朝统治者取得政权后即施行改良政策，休养生息，逐渐恢复了农业经济。在此基础上，商业、手工业也得到了发展，国内外贸易日趋发达。尤其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官办校正书局的成立，为出版包括医药书籍在内的各种书籍创造了条件。在此期间，一方面，国家系统校订、刊行了大量医药著作，另一方面，医药学家个人进行了许多研究和著述，宋代是历史上整理出版医药著作最多。最重要的时期。

宋太宗赵光义(939～997)在即位之前曾留心医术，搜集效验名方千余首，及至登基后，乃诏翰林、医官王怀隐、王佑、陈昭遇等人，广罗单、验、秘方，吸收了宋以前各种方书的有关内容，编成大型方书《太平圣惠方》，于淳化三年(992)刊行。该书共为100卷，1670门，载方16834首，对方剂、药物、病症、病理都有论述，是一部具有理、法、方、药完整体系的巨著，对后世有深远影响，被称为集方药之大成的医籍。由于收方浩繁，对其中有人参的方剂尚未统计，但据推断其数量不会低于已问世的其他医药专著。

宋代个人独立编著本草书籍很多，其中突出的代表是唐慎微编著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唐慎微在医疗活动中，“医不重酬，但重得方”，收集到民间和历代本草学大量资料。在此基础上，又把北宋政府编修的《嘉祐本草》和《本草图经》融合起来，在元丰五年门(1082)前后编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全书32卷，载药1748种，附图933幅，已编写体例严谨，对于药物的别名、药性、主治、产地。采收、炮制、辨析、附方等，皆有详细记载。此书规模巨大，内容详博，药物众多，方药并举，保存了《神农本草经》以下各主要本草著作的内容，是宋代药物学的最高成就。在《本草纲目》问世前的五百余年中，该书一直被视为本草学的范本。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是以它为蓝本编著而成的。李时珍对其保存了大量古代药学文献倍加称颂，认为“使诸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者，皆其功也”。

《证类本草》在人参项下，除对《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收载的内容条理分明地加以叙述外，对陶弘景的注释和《新修本草》的内容也有收录。唐慎微以“今注”的方式说明：“人参见多用高丽、百济者。潞州太行山所出，谓之紫团参，亦用焉。”唐氏收录的关于人参的知识还有掌禹锡等谨案药性论的内容：“人参恶卤咸。生上党郡。人形者上。次出海东新罗国，又出渤海。主五脏气不足，五劳七伤，虚损痰弱，吐逆不下食。上霍乱烦闷呕吵，补五脏六腑，保中守神。又云马兰为之使，消胸中痰，主肺萎吐脓及痫痰，冷气L逆，伤寒不下食，患人虚而多梦纷坛，加而用之。”据此论述，人参补虚和对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门市。脾、胃、心经)疾病的治疗作用，被突出出来，在人参的应用上又向前跨了一大步。《日华于诸家本草》云人参“杀金石药毒，调中治气，消食开胃，食之无忌”。这种见解在说明人参具有解毒作用，可以普及应用，与近世观点十分相似。

《本草图经》成书于嘉祐六年(1061)，是《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的蓝本之一，收载人参的内容可谓十分详尽。在距今九百余年前，对人参原植物的描述及所记载的各个特征，均真实地说明，该书所收载的上党人参就是当代的五加科植物真人参(Panax ginseng C A Meyer)。特别值得珍视的是，《证类本草》中所绘的潞州人参(即上党人参)图谱，更无可辩驳地证明，我国自古以来使用的人参即为五加科人参的见解是极为正确的(见图1—6)。在《证类本草》中，还系统而完好地保留了大量本草学文献，对本草学的考证与研究，对散佚本草书籍的校订、复辑，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见图1—7)。

潞州人参图，以现代植物分类学观点来看，它也是一幅非常典型的人参图谱。根，主根、侧根、须根、根茎(芦)和不定根(艼)都有较为恰当的描绘，即主根呈圆柱形，有明显的横纹;侧根从主根分出，渐细，长度长于主根，这是“顺体”的特征之一;须根与侧根相连，有的自主根伸出，较为稀疏。茎直立，圆柱形。叶轮生于茎顶端，数目依生长年限而不同，叶有长柄，小叶卵形或倒卵形;复叶基部的叶较小，先端渐尖，基部楔形，叶脉显著。总花便由茎端叶柄中央抽出;顶生伞形花序，有十余朵或数十朵小花，浆果状核果隐隐可见。图谱显示，我国古代本草学家对人参全株的植物学特点了解得一十分深刻。由《本草图经晰入《证类本草》的这幅人参图，是世界上最早见于文献的人参图谱，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宋代是我国医药著述繁荣的时代，也是应用人参重要的发展时期。特别是宋代的人参主产区明显向东扩展，增加了人参资源，而且在边境贸易中通过互市交易，可以获得相当多的进口人参，保证药用之需。根据本草著作记载，这个时期应用人参的情况，基本上与唐代相当，口而宋代是继唐代应用人参达到高峰期之后的持续发展时期。

元朝征服者虽然可使疆域空前扩大，但对经济和医药文化却只能使之处于停顿状态。以元朝较有影响的《世医得效方》为例，其中只有306个方剂应用人参，较历史水平为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