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参的应用历史 甲骨文已记载人参

(七)明代是我国应用人参的困难时期

明代自嘉靖到万历年间，由于国家统一，政治安定，经济繁荣，对外交流扩大，陆路和海上贸易发达，有大批药物涌入我国市场。这一时期医药事业兴旺，有关论著大批问世。在这些著作中，与人参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人参传》，该书是《本草纲目》的编著者李时珍之父李言闻所著。原书已佚，部分内容被收录在《本草纲目》中。

《人参传》在应用人参方面颇有独到之见，反映出明代对人参从理论到应用都达到很高的水平。《人参传》记载：“人参生用气凉，熟用气温;味甘补阳，微苦补阴。气主生物，本乎天;味主成物，本乎地。气味生成，阴阳之造化也。凉者，高秋清肃之气，天之阴也，其性降;温者，阳春生发之气，天之阳也，其性升。甘者，湿土化成之味，地之阳也，其性浮;微苦者，火土相生之味，地之阴也，其性沉。人参气味具薄。气之薄者，生降熟升;味之薄者，生升熟降。如土虚火旺之病，则宜生参，凉薄之气，以泻火而补上，是纯用其气也;脾虚肺祛之病，则宜熟参，甘温之味，以补土而生金，是纯用其味也。东垣以相火乘脾，身热而烦，气高而喘，头痛而渴，脉洪而大者，用黄礕佐人参。孙真人治夏月热伤元气，人汗大泄，欲成屡厥，用生脉散，以泻热火而救金水。君以人参之甘寒，泻火而补元气;臣以麦门冬之苦甘寒，清金而滋水源，佐以五味子之酸温，生肾精而收耗气，此皆补天元之真气，非补热火也。白飞霞云：人参炼育服，回元气于无何有之乡。凡病后气虚及肺虚嗽者，并宜之。若气虚有火者，合天门冬膏对服之。”

李言闻以中医药基础理论为根据，对人参的应用进行深入而全面的论述;进而用于指导临床用药，这在人参史上是仅见的。对以人参为君的生脉散所做方解，以现代医药科学水平来衡量，应当认为是权威性的阐述。在《人参传》中还特别引用孙真人(孙思邈)对生脉散的特殊应用：“夏月服生脉散、肾沥汤三剂，则百病不生。”即生脉散配肾沥汤各三服，夏季服用，预防范围广泛，治疗效果极佳。在现代方剂专著中所载肾沥汤方有两个，一个来于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一个来于宋徽宗时由朝廷组织人员编写的《圣济总录》。根据李言闻在《人参传》中多次引用孙真人的论述，所言肾沥汤方当来自孙氏名著《备急千金要方》。该书第十九卷载肾沥汤方的组成。制法和适应症是：

肾沥汤羊肾一具，桂心一两，人参、泽泻、甘草、五味子、防风、川芍、黄芪。地骨皮、当归各二两，茯苓、玄参、芍药、生姜各四两，磁石五两。为粗末，先煎羊肾，去肾入诸药，再煎，分三次服。治劳损，咳逆短气，四肢烦痛，腰背引痛，耳鸣，面色黑黯，心悸目眩，小便黄赤等症。本方中人参、五味子与生脉散组成相同，二方合用，实际上是加大了两味药的用量。其立意以补益为主，兼有祛风、活血、止痛之功用。所言“百痛不生”，以现代观点理解，两方合用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增强抗病能力，有预防夏季多种疾病的作用。这是李言闻十分推崇的孙思邈在应用生脉饮中的一个创造，对扩大和重用人参具有积极意义。

李言闻对历史上名医名家应用人参的观点进行了分析整理，颂扬良方，批驳谬误，发表了深邃的见解。谓“李东垣亦言生脉散、清暑益气汤，乃三伏泻火益金之圣药，而雷学反谓发心炫之患。非也，炫乃脐旁积气，非心病也。人参能养正破坚积，岂有发炫之理?观张仲景治腹中寒气上冲，有头足，上下痛不可触近，呕不能食者，用大建中汤，可知矣。又海藏王好古言，人参补阳泄阴，肺寒宜用，肺热不宜用。节斋王纶因而和之，谓参。能补肺火，阴虚火动失血诸病，多服必死。二家之说皆偏矣。夫人参能补元阳，生阴血，而泻阴火，东垣李氏之说也明矣。仲景张氏言亡血血虚者，并加人参;又言肺寒者去人参加干姜，无令气壅。丹溪朱氏亦言虚火可补;实火可泻，芩、连之属。二家不察三氏之精微，而谓人参补火，谬哉。夫火与元气不两立，元气胜则邪火退。人参既补元气而又补邪火，是反复之小人矣，何以与甘草、芩、术谓之四君子耶?虽然，三家之言不可尽废也。惟其语有滞，故守之者泥而执一，遂视人参如蛇蝎，则不可也。凡人面白、面黄、面青憔悴者，皆脾、肺、肾气不足，可用也;面赤、面黑者，气壮神强，不可用也。脉之浮儒虚大迟缓无力，沉而迟涩弱细结代无力者，皆虚而不足，可用也;若弦长紧实滑数有力者，皆火郁内实，不可用也。洁古谓喘嗽勿用者，痰实气壅之喘也;若肾虚气短喘促者，必用也。仲景谓肺寒而咳勿用者，寒束热邪壅郁在肺之咳也;若自汗恶寒而咳者，必用也。东垣谓久病郁热在肺勿用者，乃火郁于内直发不宜补也;若肺虚火旺气短自汗者，必用也。丹溪言诸痛不可骤用者，乃邪气方锐，宜散不宜补也;若里虚吐利及久病胃弱虚痛喜按者，必用也。节斋谓阴虚火旺勿用者，乃血虚火亢能食，脉弦而数，凉之则伤胃，温之则伤肺，不受补者也;若自汗气短肢寒脉虚者，必用也。如此评审，则人参之可用可不用，思过半矣”。

李言闻引述应用人参各家之说，进行了详细比较、深入分析，阐发了辨证用药的正确观点。对恰当应用人参，不畏名医立论，力求完善，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论述与评价，这在辨证重用人参的历史上是一次重大发展，李言闻的功绩不可低估。惟李氏在提到医家姓名时，常名、号并称或名、姓互称，给阅读和理解上带来一定难度。为较好地体会李言闻的本意，对有关问题略加说明。首先，李言闻赞成李东垣的观点，批驳了雷敦的错误，强调治“炫’的有效方法是用张仲景《伤寒论》中的大建中汤。王好古是元代名医，号海藏;王纶是明代官吏兼医家，号节斋。一个说人参补阳泄阴，肺寒宜用，肺热不宜用;一个竞荒谬地称人参补肺火，阴虚火动失血诸病，多服必死。此二人对人参应用价值的认识是错误的。接着，李言闻列举李东垣(名李果，金代著名医学家，“金元四大家”之一)。张仲景(名张机，东汉杰出医学家，后人尊称为“医圣”)、朱丹溪(又名朱震亨，元代著名医学家，“金元四大家”之一)三位权威关于应用人参的见解，进一步批驳了王好古、王纶的谬论。强调对李东垣、张仲景、朱丹溪各家应用人参的成就不能否定，“二王”视人参如蛇蝎的见解是错误的。继之，李言闻非常明确地表明自己关于人参“可用也”、“不可用也”的观点。之后，解释了张洁古(名张元素，金代著名医学家“金元四大家”之一)、张仲景、李东垣、朱丹溪、王纶等人的诸多见解，同时李氏以肯定的笔触，强调了“必用”人参的适应症。李言闻认为，经过周详地审视区分，什么情况下应用人参，什么情况下不用人参，需要通过全面思考、细致辨证后才能确定，不可偏执一说，更不可武断否定。

李言闻综合明代以前各个名家应用人参的多种见解，对人参的应用价值做出了定论，这是人参应用史上的一次较全面的总结。而巨，令人真切地体会到李言闻所强调指出的是人参的补益作用及其医疗疾病的重要地位。李氏论及人参在临床上的应用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a.用于面白、面黄、面青憔悴，属脾、肺、肾气不足者。

b.用于脉浮而沉、虚大、迟缓无力，沉而迟、涩、弱细、结代无力，皆属虚而不足者。

c.用于肾虚、气短促者。

d.用于自汗、恶寒而咳者。

e.用于肺虚火旺、气短自汗者。

f.用于里虚、吐痢及久病胃弱虚痛喜按者。

g.用于自汗、气短、肢冷、脉虚者。

此外，李言闻在应用人参之反、畏、恶等用药禁忌上，也具有独到的见解。他曾列举李东垣“理脾胃，泻阴火，交泰丸内用人参、皂荚，是恶而不恶也”，古方中用四物汤治疗妇女闭经症，加用人参、五灵脂，“是畏而不畏也”，还有“疗疾在胸隔，以人参。藜芦同用而取涌越，是激其怒性也”。李氏对这些突破禁忌的临床用药方法，倍加赞赏，谓“此皆精微妙奥，非达权衡者不能知”。李言闻称赞敢于冲破应用人参配伍禁忌的做法，是发挥人参治疗作用的创造性发展。这些距今四百多年前的见解，当代临床医生和中药界人士仍难于接受，对人参的反、畏、恶等用药禁忌视同“雷池”，不敢尝试着逾越一步。显然，这方面的研究与探讨，有大量工作需要深入进行。

根据李言闻在人参应用方面的全面总结，可知在明代，我国应用人参的理论、临床辨证用药的深广度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自然，这个时期对人参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大，使人参在供需之间产生了突出的矛盾。

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是我国16世纪以前药物学知识和用药经验的全面总结，是一部在世界上具有广泛影响的本草学巨著;已有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日文、俄文、西班牙文等多种文字译本传布于世界。李时珍继承家传，发扬父愿，在《人参传》的基础上，对各家本草学的人参精华都做了细致收集和整理，在《本草纲目》中对人参叙述得最为详尽，就其内容精深和字数浩繁而言，人参项下所载超出了《本草纲目》中任何一味中药所能达到的水平。

李时珍在其父《人参传》的基础上，总结历代本草学成果，在人参临床应用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在“附方”项下，李氏整理出67个运用人参的处方，分别应用于15类病症(宋承吉，1989)。

a.用于气虚欲脱，阴亏阳绝之证，用人参膏。

b.用于脾胃二经各症。用四君子汤、理中汤或与多种药物配伍组成处方，发挥开胃化痰的功效，治疗胃寒气满、脾胃虚弱、胃虚恶心、胃寒呕吐。反胃呕吐。霍乱呕恶、霍乱烦闷、霍乱吐泻、妊娠吐水、心下结气。

c.用于心经各症。以人参配伍，发挥开心益智功能，主治闻雷即昏、忽喘闷绝。离魂异疾、怔忡自汗、房后困倦。

d.用于肺经各症：治虚劳发热、肺热声哑、肺虚久咳、止嗽化痰、小儿喘咳、喘咳嗽血、喘嗽吐血、虚劳吐血、吐血下血。

e.用于产前产后：治产后发喘、产后血运、产后不语、产后诸虚、产后秘塞、横生倒产。

f.用于痢疾：治冷痢厥逆、下痢口、老人痢疾。

g.用于伤寒：治伤寒坏证、伤寒厥逆、夹阴伤寒。

h.用于风证：治筋骨风寒、小儿风痫、脾虚慢惊、惊后瞳斜、痘疹险证。小儿脾风。

i.用于出血证：治出血不止、齿缝出血。

j.用于淋证：治阴虚尿血、砂淋、石淋。

k.用于疟疾：治虚疟寒热。

l.用于消渴证：治消渴引饮。

m.用于酒毒;治酒毒目盲、酒毒生疽。

n.用于咬螫伤：治狗咬风伤、蜈蚣咬伤、蜂王蜇伤。

o.其他，用于肋破肠出，气奔怪疾。

明代杨起。著有《经验奇效单方》，他对人参的认识和应用具有代表性，谓“人参功载本草，人所共知。近因病者吝财薄医;医复算本惜费，不肯用参疗病，以至轻者至重，重者至危”。实际上，是因为人参日缺，参价日昂，医者、患者皆难于随心如愿地应用人参的结果。杨氏强调人参的药用地位：“然有肺寒、肺热、中满、血虚四证，只宜散寒、清热、消胀、补营，不用人参，其说近是。殊不知各加人参在内，护持元气，力助群药，其功更捷。若日气无补法，则谬矣。古方治肺寒以温肺汤，肺热以清肺汤，中满以分消汤，血虚以养营汤，皆有人参在焉。所谓邪之所聚，其气必虚。又曰养正邪自除，阳旺则生阴血，贵在配合得宜尔，庸医每谓人参不可轻用，诚哉庸也。好生君子，不可轻命薄医，医亦不可计利不用。”杨氏申明这些观点的真意：“书此奉勉，幸勿曰迂。”

李时珍则总结式强调：人参“治男妇一切虚证，发热自汗，眩晕头痛，反胃吐食，疾疟，滑泻久痢，小便频数淋沥，劳倦内伤，中风中暑，萎痹，吐血嗽血下血，血淋血崩，治胎前产后诸病”。其用途可谓十分广泛，显然，明代及其以前，在人参应用方面的认识，与现代相比，有着悬殊差异。以李时珍整理总结为界，历史上一直把人参与多种药物配伍，将其作为具有多种医疗效能的“将士”使用;而今，则多把人参当作仅有滋补作用的“富翁”相待，希冀借助其药效，达到强身健体、青春常驻。延年益寿之目的。

综合前述各代人参药用历史可知，到了明代，我国应用人参在临床理论和实践上已达到历史的顶峰。然而，人参资源却受到严重破坏，供应远远不足。因此，我国在明代，人参的供应和使用已经进入困难时期。

(八)清代是我国应用人参的衰退时期

满族在我国东北兴起，建立了清王朝。清代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地位，在政治、思想。文化上采取野蛮残酷的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株连灭族，使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火化受到空前的摧残。在医药上，由于知识阶层的思想受到禁锢，被迫面向古典医籍的考据。在本草学方面，限于对既往本草著作的注释、补充、删节和改编，兴起了所谓“考据学”。反映当时医药学成就的本草著述极为稀少，对人参的应用、研究。著述等，也多是因循守旧，遵经卫道，缺乏创新与发展。

前已述及，明代我国人参资源已经遭到全面破坏。至清代，只能使用“辽参”;到乾隆末年，人参的生产与供应已经走向衰退。清朝统治者及其官员们极其腐败摧毁人参栽培业，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官办参业已日渐衰落。

高度垄断，不求发展，摧残人参栽培业，在野生资源日渐枯竭的情况下，使人参的生产、供应、应用均步入难于挽回的境地。清代有代表性的本草学著作《本草纲目拾遗》(赵学敏撰，刊于1765)中，关于人参应用进展情况毫无记载，而在“参叶”项下则指出“今因辽参日贵，医辄以之代参，凡症需参而无力用者，辄市叶以代。故今大行为时，苏州参行参叶且价至三五换不等。以色不黄瘁，绿翠如生，手持之有清香气者真”。这期间，人参主要供高层统治者和富豪们享用，黎民百姓失去了运用“百草之王”防病治病的能力，于是“参叶”身价大增;堂而皇之代替人参药用。

在应用人参知识与理论方面，吴仪洛在《本草从新》一书中有较完整的记载。该书对人参的应用价值归纳为：人参甘温微苦，大补肺中元气，泻火，除烦，生津止咳，开心益智，聪耳明目，安精神，定魂魄，上惊悸，通血脉，破坚积，消痰水，治虚劳内伤，虚咳喘促，心腹寒痛，伤寒，呕吵反胃，淋沥，胀满，多梦纷坛，离魂异疾，妊娠吐水，胎产诸虚，小儿慢惊，外科阴毒，因虚失血。气虚甚者，浓煎独参汤进之。挟寒者稍加附于。按人参功能在诸药之上，但气闭，肺有火热，及肺气不利者忌之。表实;表有邪者忌之。凡痘痧斑毒，欲出未出，但闷热而不见点，若误用之，以阻截其路，为祸尤烈。产辽东。宁古台(塔)出者，光红结实;船厂出者，空松铅塞，并有糙有熟，宜隔纸焙用。忌铁。不宜见风日。

在人参应用理论方面，黄宫绣在《本草求真》中有较多的阐述，他认为“人参性禀中和，不寒不燥，形状似人，气冠群草，能回肺中元气于垂绝之乡”。黄氏批驳“第世畏乎其参者，每以参助火助气，凡遇伤寒发热，及劳役内伤发热等症，畏之不啻鸩毒”的极端认识，认为参以补虚，并非填实，主张在元气素虚，邪匿不出，正宜用参相佐，“用人参内入，领邪外出”。非因外感，而是劳役发热，亦当用参，关键在于“参之所以能益人者，以其力能补虚耳”。强调“虚而气短，虚而泄泻，虚而惊恐，虚而倦怠，虚而自汗，虚而眩晕，虚而饱问食滞等，因当用参填补。即使虚而咳血，虚而淋闭，虚而下血失血，与夫虚而喘满烦躁日渴便结等症”，均可重用人参。用参之道“惟在虚实二字，早于平昔分辨明确，则用自不见误耳”。黄宫绣的一系列见解，主要集中在人参补虚方面，与现代应用人参的观点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