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参的栽培历史

人参的药用价值被人类发现，其重要地位被肯定之后，需要量则日增。由于无计划无止境的索求，人参资源在乱采乱挖之下遭到严重破坏。在人参资源日趋减少、需用量却不断增长的矛盾中，为满足药用，则必须寻求新的途径。摆脱单纯依赖野生资源，确保人参供应的最好办法，就是变野生为家植，发展人参栽培生产事业。

古代中国人参栽培

从本草文献和历史书籍中，可以见到人参栽培史料，与我国历史上记载“人参生上党”是相并行的。当上党地区人参资源受到严重破坏，不能保证需求时，人参 栽培在上党地区已经开展。据《晋书.石勒别传》记述，出生于上党地区武乡的石勒(274-333)，在其园圃中栽有人参。“初勒家园中生人参，葩茂甚盛”。武乡于西晋时设置为县，位于今山西省榆社县北。晋及十六国时代，石勒称赵王，在历史上较有地位，这种在自家园中栽培人参的记述是可信的。石勒出身卑 微，又有行商和征战的经历。只有在其有一定的地位之后，对其家乡上党地区主产的具有奇异疗效的人参，产生怀念之情，进而在其家园圃中栽培，除寄以乡情之外，更能保证其享用。人参是多年生草本植物，至少栽培五年以上才能保证药效，且对栽培条件要求十分苛刻，只有在较稳定的环境下，才能培植成功。石勒园中栽 培的人参，应是在石勒具有相当的地位和较好的栽培条件下的产物。据此文字记载推算，中国栽培人参当始于一千六百余年前。

栽培人参的较为系统的资料在历史上尚未发现，但散见于文学作品或农业书籍中的记载却并不少见。唐代文学家陆龟蒙(约881)《奉和袭美题达上人参药圃》一诗中记载了在药圃中栽培人参的繁盛情况，说明唐代人参栽培技术已经发展到较为完善的水平。

宋代，在钦定文斋咏物诗选中，载有大诗人苏轼(1057-1101)《小圃人参》诗一首(陆、苏诗的全文见“中国人参文化”部分)，苏诗中之“小圃” 应是具有相当规模、专门栽培人参的药园。诗中对当时人参栽培现状情景交融的描述，反映出宋代对人参栽培已经形成了专门的技术，达到可以在相当大的面积上种 植人参的水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移根到罗浮”的诗句，说明人参在罗浮山已安家落户，这在人参栽培史上是一个创举。

罗浮山，位于广东省东江的北岸，在北纬23℃～24℃之间，涉及今增城、博罗、河源各县市，呈东北一西南走向，长达一百余公里。主峰飞云顶高达 1282m，是我国南方的名山之一。在博罗县城西北，多瀑布、泉水，风景幽美，道教称为“第七洞天”，东晋葛洪曾修道于此。前已述及，在世界范围内公认， 人参在地球上分布于东北亚北纬33℃～48℃之间。在宋代，我国已能把人参移到北纬23℃～24℃间的罗浮山上栽培，这是人参栽培史上一大突破。人参在我 国南方高山区的冷凉环境条件下生产，这与当代在云南、广西、福建等省区栽培人参获得成功，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元代，王帧著《农书》“农桑通诀”中，在授时篇里载有“授时图”，图中列有“耕参地”一项，指明耕参地应在农历五月中旬至六月上旬进行，可知此书把 “耕参地”视为栽培人参的重要措施。王须为元代著名的农学家和活版印刷术的改进者，字伯善，山东东平人，元贞元年至大德四年(1295～1300)间，在 旌德。永丰做县尹时，提倡种植桑、棉、麻等经济作物和改良农具，撰写《农书》三十七卷(现存三十六卷)，其中反映出大面积栽培人参的农事活动及其具体要 求，说明元代在人参栽培技术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明代，上党地区已无人参可采。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上党，今潞州也。民以人参为地方害，不复采取。”当时，为了保证药用所需，便积极组织人 参货源，大量输入辽参，达到“今所用者皆为辽参”的水平。除了辽参以外，栽培人参也供应医疗所需。李时珍记载人参“亦可收子，于十月下种，如种菜法”加以 生产。明代用人参种子繁殖来发展人参栽培事业，是人参栽培史上的一大进步。《本草纲目》所反映的人参栽培季节与现代人参栽培的“参时”规律，颇有相近之 处。而“如种菜法”的记述虽嫌简略，但在农作物栽培中，历来以蔬菜种植技术甚为精细，借此可以了解，明代人参栽培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