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参的栽培历史

清代中国人参栽培

清代，中国人参产区集中在东北地区，清朝统治者视长白山地区为其祖居宝地，对产于长白山的人参视为奇珍。为了垄断人参的采集和经营，清朝统治者曾采用 “八旗分山采参制”;后来实行“封山政策”。“放票采参制”、“招商承办采参制”。但始终未能解决人参资源迅速破坏、药源十分紧缺的问题。为了弥补自然资 源之不足，逐渐兴起了家植、家养人参的栽培活动。但是，清朝上 下统治者均视园参(又称“秧参”)为“充货”、伪品，使之处于被“剿灭”的地位。正因为如此，清代栽培人参的正面资料很难见到。以下引述清地方官员的关于 验收人参和清剿栽培人参活动的报告，即可了解清代人参栽培业的一斑。

嘉庆十五年(1810),内务府对缴纳到中央部门供最高统治阶层应用的人参，在验收情况的专项报告中写到：“上次验收官参，系会同稽查御史，令各该解 员眼同拆封，并填传经纪铺户人等认看。”所验结果是：“宁古塔秧参尚止一斤有余，盛京十居其六，吉林至好参不及一成。盛京四等以上参，六斤内亦有秧参二 斤;吉林四等以上参三斤二两，大枝参十两竟全系秧参。”可知，在清代的中、晚期，人参栽培业已相当发达。但是，清朝统治者及其爪牙们视栽培人参为大敌，采 用极为愚昧而野蛮的手段，对人参栽培业进行摧残。例如，嘉庆十五年(1810)八月，吉林将军赛冲阿向清朝当时最高统治者陈奏：“至秧参一项因数年以来未 能查明杜绝，是为作伪，纷纷混杂充斥，兹钦圣训，大张告示，不准掺和交官，查出定予严咎，即民间买卖不犯，亦所必惩，悼商民共知秧参为违禁之物，买者不徒 费资财，卖者亦不敢公然出售，正本清源，询为杜绝秧参之良法。”赛冲阿如此按“圣训”查禁秧参，实为徒劳之举，人参栽培业仍在按市 场需要，在深山僻壤渐次发展，他在陈奏中哀叹：“吉林等处近年栽种秧参肆行无忌，”在盛京境内“明目张胆，毫无畏惧”。“不但在境内培养，并有沿及附近山 场之处”。这本是人参栽培趋向普及、人参药源有所保证的重要历史过程，值得欣喜和赞赏的新局面，然而，清朝统治者们对此却十分愤恨和恼怒，竟严令地方官员 不择手段地对人参栽培业加以查禁、摧残和打击，乃至发展成“往往官役带兵清沟，用火焚烧”。赛冲阿亲临查验焚烧。捣毁人参栽培现场后，给清廷的奏折中写 到：“带同兵先在吉林迄东距城二千余里的营城于地方，查有烧毁棚厂一处，其栽参棚于地基尚可辨认。”“又于乌鸡密西北川、干沟子、鸡冠崖等处，共查有烧毁 棚厂四处。”“查得东路亮子山等处共有拆毁栽参棚厂六棚。‘喧得上江辉发河等处共有已毁参棚厂五处。”这些资料显示，此期人参栽培事业已有大面积的发展; 赛冲阿向清廷的奏折，已成为摧残人参栽培业的罪恶记录。

在人参栽培业势不可挡地快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规模经营，出现了大面积栽培人参的“人参营”。至清代后期，秧参的产量日渐超出野生人参，吴其浚 (1789～1847)在《植物名实图考》中记载，秧参不仅供国内需要，而且部分销往国外。至光绪七年(1881)，清政府财政十分困难，已无力官办参 业，在野生人参资源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吉林将军铭安请求清廷“弛禁秧参，与诸草药分别抽收税课”，“筹办经费，安插流民”。清政府批准了铭安的请 求，摧残人参栽培业二百余年的愚蠢行为方得到解除。在长白山区对人参栽培“开禁”，并借以扩大清政府财源(征税)的情况，见于辽宁省宽甸县振江乡石柱子村 的《爽公德政》碑上。碑文记载了在清光绪十八年(1892)之前，这个地区的人参栽培业早已形成特有的产业(现在仍有“石柱子参”商品投放市场)，是维持 当地居民生计的重要财源。但在纳税中，贪官污吏巧取豪夺，鱼肉百姓，因而发生了民告官的斗争。上层统治者为平息民愤而实行了“德政”，便出现了这“颂德”石碑，留下了真实的史料。

清代医家唐秉钧撰《人参考》中记述的“秧参”栽培方法相当先进，有些栽培技术至今仍在应用：在栽培人参的参园内先“掘成大沟，上搭天棚，使不日，以避 阳光，将参移种于沟内，二三年内始生苗，将劳掘出倒栽地下，以其生殖力向下，故灌芦头，使其肥大，以状美观，七八年间即长成”。“种参之圃名曰参营，凡三 种：一为苗圃，发参苗用;一为第一本圃，发苗后移种用;一为第二本圃，移栽三年后再行移栽用。地址择向阳斜地面，每圃垒士为畦，高二尺，宽五尺，用质软、 色黑的腐殖土，施以牛马粪，搅周有细，每畦距三尺，以资排水，而便人行。每畦周围树木架，盖上木板，前高后低，以便流水，称板子营。每年可在春秋雨季揭板 向阳三五次，放雨一二次，皆有程期”。对人参施肥也有较细致的记载：用“人粪尿。木灰、堆肥，每亩地用木灰五六百两，堆肥三四百斤，人粪尿四五百斤。用三 分之一做基肥，另三分之二做补肥，分三四次施之，以助其生长”。《人参考》中所述诸多人参栽培技术，是当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重要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