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中国人参的贸易历史

明代，历史上的人参主产区资源濒于枯竭，所需人参主要靠边境的马市、互市贸易获得，即以辽参和高丽参作为主要来源。至明代后期，女真马市上的“参貂之利”，已经成为女真各部头领、汉族商人及辽东势家追逐的主要目标。即人参贸易及其巨额收益，已使其上升至极为重要的地位。据《明辽东残档》记载，从万历十一年七月至十二年三月，仅8个月中，海西女真人从开原广顺关与镇北关入市交易共26次，女真人出售人参1733.75kg，足见此期人参贸易之显赫(据《女真史》)。

但是，长期大量进口人参，给明朝国库造成极大消耗，因而需要通过调整价格或减少输入的途径，以保护明朝自身的利益。然而女真人不接受明朝的限制和要求，继续冲击当时的人参市场，于是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人参贸易战。因为采参业已经是女真人的重要产业，大量出售人参的收益早已成为女真人及其统治者的主要财源。万历十一年至十二年，明朝用于购买人参的支出达到3万两白银，已超越国力难以承受的程度。到万历三十五年(1607)，明朝采取突然关闭辽东马市、互市的措施，停止了人参交易的活动，以迫使女真人降低人参售价。女真人曾抵制明朝的贸易反常作为，但苦于找不到新的市场，致使人参失去正常销路，蒙受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和经济损失。史料记载的典型事例是：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熊廷弼(1569～1625)任辽东巡案史期间，决定两年不买女真人采集的人参，以确保明朝的利益，结果使女真人的鲜人参腐烂大约50000kg。女真人采集人参数量之大，与明朝贸易地位之重要，可知当时我国东北地区出产人参的盛况。这些，都是《本草纲目》问世之前的史实。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今所用者皆是辽参”是非常准确的。

清代，统治者在采取多种采参制度垄断人参的同时，又摧残人参栽培事业，视“秧参”为伪品，不准药用。为了满足清王朝对人参的需求，主要出路就是无止境地采挖。消耗东北地区的野生人参资源，这就加速了人参生产每况愈下的进程，直至达到无参可采的停滞状态。清朝长期闭关自守，鸦片战争后穷于应付列强的宰割，更无人参的对外贸易可言。偶尔可见者，仅是把人参作为“亲善品”，与邻国进行着极为少量的交流。清朝晚期对人参栽培虽然开禁，同治年间(1862～1874)有了人参栽培业，如《抚松县志》记载，当时栽培园参者已发展到400余户，但是这项事业起伏很大，极不稳定，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只剩下200多户。其间，有关人参贸易的资料亦未见记载。

中国现代的人参贸易

现在已查到的《中国年鉴》(1912)记载，1906～1910年每年中药出口量价值200～400万港币，但未列具体品种(见《中国药学史料》)。1931年的《中国年鉴》载：1928年出日人参82050kg，1929年出日人参53200kg。东北所产人参，在解放前均由各地山货栈包办经营，主要在营日、大连。安东(今丹东)等港口集散。东北人参到达各港口后，由京帮。沪帮、广帮等行帮的货栈采购，再由他们转销至国内各地，或组织出日。营口自从开港到1932年为止，一直是东北人参最大集散港口，在1925年前后的几年中，每年集散的数量可达100000kg，约占东北人参输出总量的70%以上，输出金额将近输出总额的80%，1925～1926年经营口集散的人参情况如表1。

表1 1925—1926年经营口集散人参情况

(据方坤：《人参及其商品学》)

可知，1925～1926年人参输出总量均在100000kg以上。另据《奉天通志》记载，1927年输出总量为103754 kg，1928年输出总量为153339kg，1929年输出总量为109778kg。 3年中输往日本、新加坡、香港的人参在100 000kg以上。中国是世界上人参生产大国的地位，早已在历史上成为定论。

自1931年东北沦陷之后，东北地区人参产量骤降，营口人参市场衰退。1932年以后，由营口出口的人参仅占东北总输出量的40%左右，其他则由大连和安东(今丹东)出口。

日伪统治时期，人参贸易在被垄断和摧残中起伏，缺乏完整的贸易资料。东北解放以后和新中国建立以前的人参贸易情况，至今未见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