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白山神秘的挖参习俗

放山人有个规矩，只许说“拿”，不许说“放”。吃饭叫“拿饭”，回“埨子”睡觉叫“拿房子”，休息叫“拿火”(抽烟)，做饭叫“端锅”，挖参叫“抬参”。什么都说“拿”，表现强烈的拿大山参的欲望，而“端”、“抬”这样的动词又显然含有敬意，“抬参”对人参神化了，取、得，具有同样的作用。用民俗学的术语说，它属于魔术范畴中的类似律或模仿律。先民认为凡类似和可以互相象征的事物，都可以互相感应。拿了长虫(放山人叫它“钱串子”)，就可以拿到大“棒槌”。休息也不说休息，去其息止的本意，而用“拿火”来象征进取、兴旺、发达。这也和“喊山”、“接山”一样，是想用语言的魔力来控制自然。此外，由于接触而产生魔力，控制自然，也表现在挖参习俗上。民间有以草帽覆盖人参，使之无法逃遁的传说。早在清代，大文学家王士祯就记载：“辽东采参时，见参苗不语，急以纬帘(凉帽名)覆其上，然后集人发掘，则得参甚多，否则苗不见，发之无所得”。用纬帘覆盖而产生魔力使人参就擒，当然这又是接触律的民俗心理在起作用。

从民俗学角度说，除了这种语言、接触能产生积极的魔术效果之外，消极罅灾祸，衽某种禁忌，也被认为同样可以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前面谈到的喊一声“棒槌”，人参的秘密名字为人呼出，因而被控制，不能施展其超自然的威力，就是人以已之长(发挥语言的魔力)攻人参这短(讳名的禁忌)，于是可以稳操胜券。“讳名”原是最古老的禁忌之一，中外皆然。“这种信仰的发生，用由于原始社会的原始人，对于物与主，名与物，象征与实在的分辨不清。这乃是最普遍的野蛮思想之一”。这种思想一直蔓延到中世纪和近代。这类“名讳”的禁忌正表现在放山人“喊山”(呼人参之名)的习俗之中。同样，在长白山里放山人如在林中推动自己的伙伴也不许叫他的名字。据说你这里一喊，被“麻达鬼”接应上了，就会引起你向相反的方向跑去(当然这也许因山中回声共鸣的现象造成某种错觉有关)，所以当人们离群落后的时候，采取敲空树干的方法作为联络信号。这可能有点实物会场的好处，但所谓“麻达鬼”接应一解，就纯属民俗学范围了。

在古人观念中语言的“魔力”(如呼名)可以制服对方，掌握生死大权；同样不惊动对方(实际把自然物人格化了)而用一种魔术如“纬帘”、“红绳”一盖一缚就可以使人参就擒，无可逃遁。在坏人观念中，此一物和彼一物的接触，两物相连，即可发生超人的力量。挖参时要把两根树枝插在参棵的两旁一尺远的地方，然后把参棵子用红线绑在树枝上，再把红线的两端拴上铜大钱。据说这样可以起镇压作用。这一系一镇就可以发生魔法力量。无论在现实生产或口头传说中都把这种传奇当作真事，充满肃穆之情。甚至说，只要咕一声“棒槌”，人参就真地吓得一抖，有的连籽都抖掉了。甚至说这吓掉的人参籽，产妇吃了有催生的作用。这些简短的喝声和生产中的各种禁忌、魔术，乃至动植物的灵幻、成精，当然都是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万物有灵观念的遗留，它很可以使我们从这些古老的传说中看到我们祖先企图征服自然的民俗心理和奇异的手段，是臬经过漫长的岁月一直积沉到今天的。关于这些，高尔基有过这样的一段名言：古代劳动者渴望减轻自己的劳动，增加他的生产率，防御四脚和两脚的敌人，以及用语言底力量，“魔术”和“咒语”底手段以控制自发的害人的自然现象。最后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它表明着人们是怎样深刻地相信自己语言底力量。

可见喊山、系绳、盖帽以及各种生产中的俗信，正是古人相信自己语言力量和使用的天真表现。当然这是一种宗教情绪的反映。但是一种民俗得以长期保留，也许并非完全产生于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观念，而是来自生产和生活的。据有经验的放山人讲：挖参时用红绳把参秧绑在树枝上，有防止参秧倒伏的作用。

放山人一向很迷信梦兆光华，不仅把头的“观景”会发生奇验，在朝鲜参农中也盛传梦见丹顶鹤飞来会掘得大参，汉族则相信按梦中奇异的景象去找，也会开眼。“喊山”时所谓魔术作用，也自然来自发现人参时，发自内心的喜悦的惊呼，它是来自生产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