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崇拜与人参文化

人参与满族的兴起

人参、貂皮、乌拉草俗称东北三宝。明朝末年中原汉人对人参的需要量越来越大，诱发了东北女真人参采集业的产生。辽东地区长白山和鸭绿江一带森林茂密、盛产人参，明末清初之际人参采集业成了女真“赖以为生者”，是其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女真人采集人参并不是自己消费，而是通过马市、互市当作商品出售，或者作为方物向明朝进贡。据明档记载，仅万历十一年至十二年在广顺、镇北二关交易中，人参一项即达3619斤，计值白银三万余两。1628年，女真人同朝鲜人互市，一次派差“出给人参四百八十余斤，责换毛青布一万九千余疋”。万历三十五年明廷暂停辽东马市，两年之内女真人参不能出售，竟腐烂了十余万斤。后者改进了制作方法，便于保存，待机发售，竟得厚利。

清入关前采参业的特权主要掌握在八旗贵族手中；“原定八旗分山采参制，彼此不得越境”。只有个别情况例外，即对功勋卓著的重臣名将，作为奖赏，准予采参。清统一全国之初仍沿袭八旗分山采参制，不久采参的特权由清皇室独享。乌苏里大参场的发现为人参采集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基地。“去宁古塔、吉林等处采参之人，一年岁不下三、四万”。为了控制采参的混乱局面，康熙三十八年下令“一律停采”，实行放票采参，但是冒死违规采参的人仍不在少数。《大清会典.工部》记述了许多惩罚私自采参细则，狂采滥刨之风并没有有效控制。一棵成参，至少三年；而采参年甚一年，人参灭绝，势在必然。采参业每况愈下，乾隆二十五年印参票10000张，实发6000张；咸丰二年印参票753张，实发632张。清朝末年野参采集业已接近尾声。

入关前采参业为后金灭明提供雄厚的物资基础；入关后清朝皇帝将人参作为赐品享给汉人或外国人。殊不知外国人并不象汉人一样喜爱和崇拜人参。暹罗国王遣使入贡，忌赐人参。康熙帝“加赐人参四斤，特饬使臣归国晓谕国王，恪守规制，益励敬恭”。清朝皇帝亦特赐葡萄牙等国使臣人参诸珍，使西方人知道了中国人对人参的偏爱。后来他们在美洲发展了类似于人参的西洋参，采集或栽培，专供华人享用，也算是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回敬。